封建社会里的官僚制度，有“家族主义”这一典型特征。在许多朝代中，权臣将家族搬进外廷，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内自然会滋******。权臣外戚，往往是最喜欢搞裙带关系的群体。而一些无后的宦官，如魏忠贤之流，亦要笼络一群孝子贤孙，通过“家族主义”来巩固自己的专权。这种情况对于老百姓而言，无疑是弊政。
实际上，统治者也对此十分头痛，为什么历朝历代的明君都要狠抓吏治呢？其原因就是“家族主义”太过泛滥了。
相比于那些政治关系复杂的权臣，更让统治阶层放心的无疑是“裸官”了。一些吏治工作治理得不错的朝代，自县治开始，为官者皆要符合异地任用的条件，且禁止家属前往就职地“陪官”。“古代裸官多廉士”，这句话虽然是现代人琢磨出来的，但却不无道理。
清朝名臣陈瑸，号称“岭南三大清官”之一，他的情况就非常符合“裸官”的定义。陈瑸孤身一人，在异地当了二十多年的官，期间从未携带家眷。平日里家乡的亲属想要去探望，却苦于路途遥远盘缠不够，多年来难以成行。除此之外，陈瑸也没有聘用幕僚，身边连一个师爷都没有，仅雇佣了两个仆人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吃饭这件事上，陈瑸更是充分诠释了何为清廉，“官厨惟进瓜蔬”，饭菜里连点油星都没有。
陈瑸的官位不高，正七品县令，一年的“工资”约为四十五两银子。以当时的消费水平来看，这笔钱能养活一家三口，但若将亲属全都接到身边，显然是不现实的，根本养不起。即便这样，康熙皇帝在召见陈瑸时，仍没听到他诉苦。康熙帝问陈瑸的俸禄够不够花，他的回答是从来没觉得有不够用的时候。其他官员之所以铤而走险，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日子过得太铺张了，所以俸禄才不足。一直到康熙五十七年，陈瑸在担任巡抚期间病逝，临终之际还将自己毕***的“养廉银”一万三千四百两上缴国家，分文没动。
那么，像陈瑸这样的裸官是怎样出现的呢？
这就得从回避制度的起源说起了。西汉王朝，国家刚从封建制转型为君主制不久，所以政策上有许多需要改良的地方。汉武帝上台以后，便琢磨着出台异地为官的制度，避免裙带关系影响政体运转。
到了东汉桓帝时期，“三互法”正式出台，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官员任职的回避制度。所谓“三互”，就是“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要进行回避。打个比方来说，东汉时期有个叫史弼的官僚预备役，原本朝廷打算安排他去山阳担任太守，但他夫人的娘家刚好在山阳，所以史弼便奏疏朝廷请求回避，被调任为平原相。
像史弼这种思想觉悟较高的同志，在每个朝代都有。到了宋朝，回避制愈发完善，其中的条目更加严格。亲属回避、职务回避、科举回避、诉讼回避都被写入章程。明清时期，回避法已经趋向完善，当时出台了明文规定：“凡官员亲戚于职事，有统摄或相干者并回避。”
我们知道，明初的几位皇帝大多作风硬派，如朱元璋、朱棣之流，对文武百官非常苛刻。所以，明初的官员赴任要符合“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原则。一旦被任命为地方官，那就得跨越半个中国，“千里为官”。其实这项规定倒不是要求南方人必须去北方当官，北方人必须南下任职，而是官员的任职地必须满足距家乡“千里之外”这个条件。
到了清朝，这项制度变得更加人性化了，地方官只要不在家乡的省份当官，便是符合规定的。不过，有些官员的家乡就在省边，距离任职地非常近，钻了制度的空子。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后来又增加了“五百里避籍”的规定，就是说地方官的任职地与家乡的直线距离必须超过五百里。这套回避制度，旨在让官员到任职地后举目无亲，孑然一身。
此外，清朝还出台了“若在五服之内，虽住处不同，仍应回避”的规定，这便属于“亲属回避”的范畴了。时至今日，我国法律中依旧有这些回避制度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