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肥肉的历史记忆

小时候，总想长大了做一个屠夫，杀猪，能顿顿吃大肥肉，嘴上整天油光光的——油光光地在田野上走，在村子里走，在人前走，特别是在那些嘴唇焦干、目光饥饿、瘦骨伶仃的孩子们面前走。

在村子里，一个杀猪的屠夫竟是有很高位置的人，人们得奉承他，巴结他，得小心翼翼地看他的脸色。你要是让他厌烦了，恼火了，愤怒了，从此就很难再吃到好肉了。所谓的好肉，就是肥肉多瘦肉少的那种肉，厚厚的一长条肥肉上，只有矮矮的一溜瘦肉，七分白三分红，很漂亮。

那是一个全民渴望肥肉的时代。

土地干焦焦的，肠胃干焦焦的，心干焦焦的，甚至连灵魂都干焦焦的，像深秋时大风中胡乱滚动着的枯叶，它们互相摩擦，发出同样干焦焦的声音。天干焦焦的，风干焦焦的，空气干焦焦的，甚至连雨都干焦焦的。这是一个正在被风化的世界，一切都已成干土，只要一揉搓，就立即变成随风飘去的粉尘。“油水”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词，是大词，是感叹词。摇摇晃晃地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身体扁扁地躺在用干草铺就床上，干瘪的心想着的是流淌的油水，是枯肠焦胃的滋润。肥肉是花，是歌，是太阳。

一家人总要积蓄、酝酿很长很长时间，几近绝望了，才能咬牙豁出去割一块肉。小时，对肉的盼望是全心全意的，专注的，虔诚的。在敲定了下一次吃肉的日子之后，就会日以继夜地死死咬住这个日子，一寸时间一寸时间地在心中数着。总怕大人反悔，因此会不时向他们强调着这个日子，告诉他们还剩多少天就要到吃肉的日子了。平时，即使吃饭也是半饥半饱，更何况吃肉！记得我都念高中了，一个月的伙食费才一块五毛钱，一天五分钱，早晚是咸菜，中午是咸菜汤，上面漂几滴油花。终于等到吃肉的日子，其实并不能保证你尽情地享受，有些时候，它带有很大的象征性——每个人分小小的一两块。于是，那时候，肥肉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花同样的钱，瘦肉解决缺油的能力就远不及肥肉，只有肥肉才具有镇压馋涎的威力。肥肉的杀伤力，是那个时代公认的。那个时代，肥肉是美，最高的美——肥肉之美。厚厚的肥膘，像玉，羊脂玉，十分晶莹，像下了很久之后已经变得十分干净的雪。凝脂，是用来形容美人的，而凝脂不过就是肥油，而肥肉是可以炼成肥油的。等肥油冷却下来——凝脂，就成了最令人神往的美质。

肥肉吃到了嘴里，于是它爆炸了！等待多时、只有肥肉独有的油香，立即放射至你的全身，乃至你的灵魂。你，一块几乎干涸的土地，在甘霖中复苏，并陶醉。后来，你终于平静下来，像一只帆船懒洋洋地停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没有了前行的心思，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已获得，什么样的风景都已见过，心满意足了。

而一个屠夫，直接关系到你对肥肉愿望的满足。这是他的权力。

村里只有一个屠夫，管着方圆四五里地的人的吃肉大事。姓李，高个，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皮肤黝黑，像南亚人。络腮胡子，又浓又密。大人小孩都叫他“大毛胡子”，当然只能背后叫。他既杀猪，又卖肉，出身于屠夫世家，杀猪水平超绝，将一头猪翻到，再将它四爪捆绑，然后抬上架子，打开布卷，取出尺长尖刀，猛一下插入它的心脏，热血立即哗啦喷出，等那猪一命呜呼，再将它从架子上翻落在地，吹气，沸水褪毛，开肠破肚，一气呵成，堪称艺术，无人匹敌。卖肉的功夫也很好，问好你要多少钱的或是要多少斤两，就在你还在打量那案上的猪肉时，刀起刀落，已经将你要的这一份肉切出，然后过秤，十有八九就是你要的分量，最多也就是秤高秤低罢了。拿了肉的人，回家大可不必再用自家的秤核准。此人，一年四季总冰着脸。因为，他不必要向人微笑，更没有必要向人谦恭地、奉承地笑。无论是杀猪的刀还是卖肉的刀，都是那个时代的权力象征。

当他将半扇猪肉像贵妇人围一条长毛雪貂围脖围在他的脖子上，一手抓住猪的一只后腿，一手抓着猪的一只前腿，迈着大步，吃通吃通地穿过田野时，所有见着他的人都会向他很热情甚至很谦卑地打着招呼，尽管他们知道，他们热乎乎地打了招呼，他未必会给你一个回应，但还是要打这个招呼的。因为，他是一个卖肉的人。你虽然不能总吃肉，但终究还是要吃肉的。正是吃肉的机会并不多，因此，就希望吃一次像一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全看大毛胡子的心情了。准确一点儿的说法就是，就看他能不能多切一些肥肉少切一些瘦肉给你了。

吃肉的质量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让大毛胡子高兴、快活，能在刀下生情，似乎比较困难，但得罪大毛胡子，或是让大毛胡子不快，刀下无情，却又似乎很容易。你积蓄了、酝酿了许久，才终于来吃这一顿肉，但他就是不让你如愿，吃到你想吃到的肉。这或许是你在给人递烟时没注意到他而没有给他递烟，或许是你们同时走到了桥头而你忘记了先让他过去，或许是他一大早去杀猪，你正巧到门外上茅房，而你竟在撒尿的时候客气地问了个“你早呀”，他看到了你的手当时放在了什么不恰当的地方，觉得你侮辱了他……你在不经意间犯下了种种错误，后果就是你吃不到你想吃到的肉。也许，你什么也没有得罪他，但他就是不乐意你，烦你，你也还是吃不到你想吃到的肉。你看着那块已经切下的没有足够肥肉的肉，心里不能接受，脸上略露不快，或是迟疑着没有立即接过来，他要么说一声：“要不要？不要拉倒！”然后将那块肉扔到了肉案上，要么什么话也不说，就将肉扔到肉案上。你要么就连声说：“要！要！我要！” 要么就没完没了地尴尬地站着，结果是后来给你切了一块你更不中意的肉，要么就是肉都卖光了，你吃肉的计划破灭了。由于谁都想吃到想吃的肉，而谁都想吃到的肉是有限的，因此，当大毛胡子背着半扇猪肉还走在田野上时，这天准备实现吃肉计划的人早早就来到他家等候着了。等大毛胡子将半扇猪肉扔到了肉案上后，所有的人都不吭声，只是用眼睛仔细了审视着肉案上的肉，他们默默地，却在心中用力地比较着哪个部位的肉才是最理想的肉，等切过几块到了你想要的那个部位时，刚才还在装着好像仅仅是闲看的你，立即上去说：“给我切二斤。”但你看到的情形是：同时有几个人说他要那个部位。当这些人开始争执时，大毛胡子咣当将切肉的大刀扔在了肉案上。买肉，买到了你满意的肉，心里很高兴，但许多时候你会感到很压抑。

若是你提了一块长条的肥膘肉走在路上，引过许多欣赏的目光，听到有人赞美说：“膘好！好肉啊！”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今天是个大赢家。而若是你提了一坨没有光泽的瘦肉走在路上，别人不给予赞美之词时，你就觉得你今天是很失败的，低着头赶紧走路，要不顺手掐一张荷叶将那肉包上。

最好的最值得人赞美的肉，是那种肥膘有“一搾厚”的肉：“哎呀，今天的肉膘真肥啊！一搾厚！”在说这句话时，会情不自禁地张开食指和大拇指，并举起来，好像是冲着天空的一把手枪在向暴民们发出警告。

我们家是属于那种能吃到肥膘“一搾厚”的人家。

屠夫、校长，都是这地方上重要的人物，不同的是，校长——我的父亲，是让人敬畏的人，而屠夫——大毛胡子，仅仅是让人畏的人。由于我父亲在这个地方上的位置，加上我父亲乃至我全家，对大毛胡子都很有礼(我从不叫他“大毛胡子”，而叫他“毛胡子大爷”，他很喜欢这个称呼，我一叫，他就笑，很受用的样子)，他对我们家从来就是特别关照的。每逢他背回半扇肥膘“一搾厚”的肉，就会在将肉放到肉案上后，跑到大河边上，冲着对面的学校喊道：“校长，今天的肉好！”他从不用一种夸张的、感叹的语气说肥膘有“一搾厚”，这在他看来，是一种不确切的说法，别人可以说，他不可以说，再说，这也不符合他“死性”的脾气。如果我们家恰逢在那一天可以执行吃肉的计划，由我的母亲站在大河边上说要多少斤两的肉。我们家从不参加割肉的竞争，等肉案空了，人都散尽，我母亲或在是我，才带着已经准备好的钱去取早已切下的那块好肉。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块肉总是挂在从房梁上垂下来一个弯曲得很好看的钩子上。有晚来的人，进了屋子，瞄一眼空空的肉案，再抬头观赏一番房梁上的这块肉，知道是大毛胡子留给谁家的，绝不再说买肉的事，只是一番感叹：“一块多好的肉！”临了，总还要补充一句：“肥膘一搾厚！”

这样的肉，尽管难得一吃，还是直吃到我离开老家到北京上大学。

到了北京之后，吃肉的问题依然未能得到缓解，对肥肉的渴望依然那样的旺盛和不可抑制。许多往事，今天说起，让后来的人发笑——

那年，我们大队人马(约有两千多师生)到北京南郊的大兴的一片荒地上开荒种地，后来我们十几个同学又被派到附近的一个叫“西枣林”的贫穷村庄搞调查，住在了老百姓的家中，白天下地与农民一起劳动，晚上串门搞采访，一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身体消耗极大，而伙食极差。村里派了一个人，为我们烧饭，伙食标准比在学校要低得多，为的是在农民们面前不搞特殊化。实际上，我们要比农民吃的还要差许多，也比我在老家时吃的差许多。一天三顿见不到一星儿荤腥，一个多月过去了，就清汤白菜，连油花儿都没有。硬邦邦的窝窝头，实在难以下咽，就在嘴里嚼来嚼去，我们几个男生就互相看着对方的喉结在一下子一下子地上下错动。我觉得它们很像一台机器上正在有节奏地运动着的一个个小小的机关。这天夜里，我感到十分的饥荒，心里干焦干焦的，翻来覆去难以成眠，月光像一张闪光的大饼挂在天上，我的眼睛枉然地睁着，慌慌地听着夜的脚步声。这时，对面的床上，我最好的朋友小一轻轻问我：“曹文轩，你在想什么？”我歪过脑袋：“我在想肥肉！”他在从窗外流进来的月光下小声地咯咯咯地笑起来。我问他：“你在想什么？”他说：“我不告诉你！”我小声地说：“你一定也是在想肥肉！”我就将身子向他床的方向挪了挪，朝他咯咯咯地笑，不远处的几个同样没有睡着的同学，就很烦地说：“曹文轩，白天就吃几个窝窝头，你哪来的精神，还不睡觉！”

第二天晚上，临睡觉之前，小一跑到门口，往门外的黑暗里张望了一阵，转身将门关紧，又将窗帘拉上，弯腰从床下拿出一个用废报纸包着的东西，然后将睡在这间屋子里的四位同学叫到一起，慢慢地将报纸打开——

“罐头！”

我们同时叫了起来，小一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小声点儿！”他将一个玻璃罐头高高地举在裸露着的灯泡下，让我们欣赏着。

灯光下的玻璃瓶发出多刺的光芒。里头是一块块竖着的整齐地码着的猪肉，它们紧紧地挨着，像一支在走圆场的队伍。

小一高个，胳膊也长，他举着罐头瓶，并慢慢地转动着：“我在村里的小商店买的，是从十几只罐头里挑出来的，尽是肥肉！”

“肥肉！肥肉！……”我仿佛听到所有在场的人在心中不住地叫着。

接下来，我们开始打开这个罐头，头碰头，细细品味着。吃完之后，我们轮流着开始喝汤，直到将汤喝得干干净净。最后，小一还是将瓶子举起放在唇边，仰起脖子，很耐心地等着里面还有可能留流出的残液。他终于等到了一滴，然后心满意足地舔了舔舌头。他将罐头又用报纸包好，塞到了床下，然后，神情庄重地说：“对谁也不能说我们吃了罐头！”我们都向他肯定地点了点头。我们谁都知道，吃罐头是严重有悖于当时的具体语境的。

我们没有擦嘴，让肥肉特有的那样一种油腻的感觉停留在我们已多日不沾油水的的唇上。

这天，住在另一户人家的一个同学来我们这里传达学校的一个通知，才一进屋，就将鼻子皱了起来，然后，像一只狗那样在屋里嗅着，一边嗅，一边说：“猪肉罐头味！”

小一说：“神经病！”

我们也都说：“神经病！”

那个同学看了我们每个人的脸，用手指着我们：“你们吃猪肉罐头了！”

他将身子弯了下来，伸长脖子，使劲嗅着。

我们就不断地说：“神经病！”

他终于将脑袋伸到了床下，好在床下一片黑暗，他什么也没不见。最终，他在我们一片“神经病”的骂声中总算放弃了寻找，向我们传达了学校的一个通知后，疑疑惑惑地走了，一边走一边还在嘟囔：“我都闻到了，就是猪肉罐头的味道……”

这个同学闻到罐头味的那一天，距我们吃罐头的时间已经相隔八天之久……

读书期间，回过几次家，那时的农村，情况已稍有改善，吃肉的机会也稍微多了一些。大毛胡子惦记我，知道我回来了，就会隔三差五地在大河那边喊：“校长，今天的肉好！”然后对走过的人说：“校长家文轩喜欢吃肥肉……”每次回家，总能吃上几次肉。不久，当我们从南郊荒地回到学校时，吃肉的次数也已经明显增加，对肥肉的欲望开始有所减弱。1976年夏天，却再一次经历了肥肉的煎熬——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不久，北京大学派出上千名师生到唐山参加抗震救灾。十几辆卡车和大轿子车，一路颠簸，将我们运送到了实际上已经根本不存在了的唐山。在唐山，北京大学除了有许多诸如“与灾区人们共患难”的口号之外，还有一个十分硬性的规定：“决不给灾区人们增添一份负担！”那意思就是，我们即使有钱，也不得在唐山消费，一分也不行。所有给养都是由北京大学从北京城运到唐山，学校车队的几辆卡车，昼夜不停地颠簸在北京与唐山相连的道路上，而那时的道路已经被地震严重破坏，往来一趟很不容易，况且余震不断，不时有桥梁再度坍塌或道路再度损坏的消息，维持上千号人的生活，极度困难，经常发生粮油短缺的情况。至于吃鱼吃肉，那就是我们的奢望了，况且，在那样一种家破人亡、一片废墟的情景中大吃大喝也不合适。我们要下矿，要帮助清理废墟，要深入医院、矿山采访写报告文学，在饥一顿饱一顿的状况下，一天一天地疲惫下来，一天一天地瘦弱下来，眼睛也一天天地亮了起来，是那种具有贼光的亮。想吃肉的欲望，想吃肥肉的欲望，一天一天地，像盛夏的禾苗轰隆隆地生长着，尽管空气里散发着腐烂的尸体气味，令人有呕吐的感觉，但吃肉的欲望并没有因此有所消弱。

就在众人嘴里要淡出鸟来时，学校车队历经千难万险，运来了一车猪肉，伙食房马上接下这批猪肉，开始为我们这些早已面有菜色的师生制作红烧肉。当伙食房里的肉味以压倒性优势将腐尸的气息打压下去时，我们一个个欢笑颜开地望着从简陋的烟囱里袅袅升起的炊烟，觉得那烟里也有肉味。

这一回很过瘾，每人可以分得一钵纯粹的肉。

但吃了这顿肉，就不知猴年马月再吃肉了。因此，很多人不想大快朵颐，只图一时痛快，吃得很有节制，慢慢地吃，慢慢地尝，反正都是自己的，也没有人跟你抢。有个上海同学，吃得很精细，并且他说服了自己，将一顿的肉分成两顿吃，中午一顿，晚上一顿。先吃瘦肉，再吃肥肉，把过大瘾的时间放在最后。等我们这帮寅吃卯粮没有计划的人将钵中的肉吃得干干净净、已没有任何吃肉欲望地洗刷钵子时，他的钵子里还有不少清一色的肥肉。他双手端着钵子，特意在我们面前走过，那意思是说：你们这帮家伙，都是一些不会过日子的人！

我们都有点儿后悔自己的贪婪。

那位上海同学将这些肉很细心地在钵子里整理了一下，然后爬上上铺，将钵子放在头顶上方的小小书架上，然后，就躺在床上开始学校规定的一个小时午休。

吃了肥肉的人是很容易困的(我一直以为肥肉是醉人的)，不一会儿我们都昏昏入睡。就在大家睡得正香时，一次特大的余震来了，顷刻间，临时搭建的地震房激烈摇晃并激烈颤抖起来，就在大家大呼小叫之中，那位上海同学忽发一声惊呼，大家扭头看他时，就见那只钵子不偏不倚地倒扣在他的脸上，大家一时忘了地震的恐惧，都大笑起来。他抹了抹脸，下意识地舔了舔流淌到嘴边的肉汁。在他那张被肉汁弄得模模糊糊的脸上，我们依然看出了一脸的懊恼。

直到晚上吃饭，他还在唠叨：“早知道，我就中午都吃了……”

那时，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多少年后，吃肥肉竟会是一种有勇气的行为，是好汉才干的事情。现在，一盆切得很讲究的方肉端上桌来了，就觉得那是一个危险所在，是陷阱，是地雷。吃一块时，脸上的表情有英勇就义的意思。若是桌上有妇女，男人就说：“吃一块，肥肉是美容的。”彼此都知道这是骗人的，是男女之间的一个游戏。我的孩子一度比较瘦弱，就想让他吃一点肥肉，但这是需要收买的，吃一块肥肉五块钱，后来上升到十块钱，在后来，就是天价，他也不吃了。有朋友告诉我，他的女儿一看见肥肉，竟然控制不住地发抖，说那肥肉会动，是一条颤颤巍巍的虫子。

至于说到大毛胡子，十年前见到他时，就已垂垂老矣，但老人还以卖肉为生，因为他的儿子们不肯养他。而如今，这地方上，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在内，已经有好几个屠夫和卖肉的了。他们都把肉案子摆到人来人往的桥头上，进入了暗暗的却是无情的竞争状态。我每次回家，若是我自己去买肉，就一定直奔老人的肉案，若是母亲或是妹妹们去买肉，我就一定会叮嘱他们：“买毛胡子大爷的！”

如今肥肉成了让人讨厌的东西，连猪的品种都在改良，改良成只长瘦肉不长肥肉的猪。这种猪肉总是让人生疑。

在桥头转悠时，一次，我见过一个年轻人嫌老人割给他的肉肥肉太多，很不高兴地将那块肉又咕咚一声扔回到老人的肉案上，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

背已驼得很厉害的老人，没有一点儿脾气，一双早已僵硬的手在油腻的围裙上搓了又搓，尴尬地朝我笑笑……

2010年1月13日于北京橡树湾